自中共十六大第一次把非公有制企业党组织的职责任务写入党章,为非公有制企业党组织开展活动、发挥作用提供依据以来,从2002年至2006年,全国非公有制企业党组织数量由9.9万个增至17.8万个,增长79.8%;全国非公有制企业包括职工的党员由73万人增至169万人,增长113.4%,是全国党员数量增幅第二大群体。据中共中央组织部最近公布的统计数据显示,截至2006年底,全国非公有制企业中的党员已达到286.3万名,另外还有81万名中共党员来自个体工商户,共计367.1万人,占全国党员总数的5%左右。
随着非公经济人士“入党”意识日益增强,企业党建工作全面铺开的同时,非公经济人士“参政”意识也在日益增强。据全国工商联最近公布的一项调查显示,绝大多数民营企业家衷心拥护党的改革开放政策,希望参与国家和地方的政治生活,其中部分民企老板的说法颇有代表性,认为“积极参政这一行为,足以表明老板不是掉在钱眼里,而是有着更多更大的社会责任感和抱负”。
近年来,随着中国社会多元化发展,从事非公经济的人士不仅仅将目光停留在自身企业的发展上,更多地开始投向和关心党和国家的大事上来,更多地加入“入党参政”的行列中,形成中国政治文明建设的新气象。
党的十七大活跃着非公企业代表
党的十七大共有2200多名代表,来自全国各个阶层,其中来自个体私营等非公经济的代表达到30多名,体现了执政党对非公经济这一阶层党建工作的关心和支持,也体现了执政党对个体私营等非公经济这一阶层中党员作用的重视。
首次当选党的十七大代表的浙江万丰奥特控股集团董事长陈爱莲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作为一名私营企业主,经历了中国对私营经济政策的变迁,从“资本主义的尾巴”到“必要的有益的补充”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重要组成部分”再到平等享受“国民待遇”的市场主体的全过程。这次能荣幸地当选为代表,成为中共十七大这个盛大政治舞台上的主角之一,由此可见党中央对非公企业中党员的重视,也体现了对非公有制组织中党建工作的重视。
《中国共产党章程》规定,全国代表大会是党的最高领导机关,也是党内民主的最高形式。5年前的中共十六大代表中首次出现了非公经济人士,5年后的中共十七大代表则大幅度增加了非公经济人士,这一方面体现了中国私营企业家政治地位的提升,另一方面也表明了执政党对非公企业党建工作的肯定和对非公经济人士“入党”的最高鼓励。
十七大前中共中央印发的《关于党的十七大代表选举工作的通知》中首次明确当选代表“要有适当数量的新经济组织和新社会组织的党员”。在十七大代表中,来自非公企业的不乏其人,如辽宁省大连市万达集团董事长王健林、安徽奇瑞汽车公司董事长尹同耀、江苏红豆集团总裁周海江、湖南三一重工董事长梁稳根、江西沁新煤焦集团董事长孙宏原、宁夏美利纸业董事长刘崇喜等。有报道称,由于非公经济人士的当选,使十七大代表构成的广泛性更体现了中共党员队伍的生机和活力,体现了中国共产党的与时俱进。
党建促进企业发展提升员工能力
据上海市有关方面统计,至2005年底,上海市非公企业50人以上有党员、100人以上建立党组织的“双达标”率已超过70%;50人以下的小企业,正逐步形成党的组织全覆盖的工作机制,党建工作正在非公企业中发挥独特而有效的作用。
上海中大科技发展有限公司董事长潘跃进一直全力支持公司党支部工作,下拨经费从最初的每年不到1万元到2005年的20万元,并列入行政预算。通过党支部卓有成效的帮助,公司的业绩不断提升,至2004年,中大公司的年产值已达3亿元人民币,成为国内纺织印染行业的领头羊和排头兵。黄浦粮油食品发展有限公司由于注重党建工作,在党员带领下,2005年销售完成1.58亿元,同比增长23%;利润完成190万元,同比增长11.76%;职工收入同比增长23.4%;上交国家税收385万元,比2003年同比增长67.6%。
党建工作进一步提升了非公企业内部员工的能力。如上海奇士企业党支部从2005年起,以“品德、知识、能力、业绩”全面发展为目标,开展《员工再教育工程》。为了营造读书求知的氛围,公司有组织、有计划地开展以提高员工办事能力、技术能力、商务能力为主要内容的系列培训。经过培训,143人分别获得ISO9001内审员、预算员、安全员、质量员、施工员、项目经理和中、高级技工资格证书。不少员工深有体会地说,一个党员一面旗帜,党支部有效地将党员的模范作用与企业的素质发展融为一体,企业的凝聚力得到了增强。
以往,在许多非公有制企业中普遍存在着“四个不高”,即党员所占比例不高,建立党组织比例不高,已建党组织的稳定性不高,党组织发挥作用程度不高的现象。通过近几年来企业经营者“入党”意识的加强,及创新党建工作的开拓深化,这种状况已经大为改观。
非公经济人士参政议政愿望强烈
有关部门曾在江苏常州展开一项调查,显示在民营企业主当中,有意愿加入共产党的占34.86%,有意加入民主党派的占8.77%。在常州的非公经济人士中,认为参政“非常必要,现阶段还很不足,必须大力推进和改善”者占84.6%。
几年前,作为全国人大代表的浙江义乌民营企业主周晓光自费征集提案,引起全国关注,更推动了社会各界深入讨论我国人大代表职业化、专业化的可能和路径。我国相当一部分私营企业主来自下海的机关干部和国企管理人员,他们既拥有丰富的经验、专业的财经和法律知识,又因长期的企业管理实践而具备强烈的绩效观念和广泛的人脉关系,若其以人大代表、政协委员等身份参与现实政治,或许有助于改进我国公共管理,为降低居高不下的行政成本作出贡献。事实上,从非公经济人士参政议政的具体作用来看,他们在各级人大、政协上的提案内容并不局限于自身的要求,关注比较多的是社会发展、城市建设和社会公益事业。在民营经济比较发达的广东、江苏和浙江等地,民营企业主对公共事务的参与度相对其他地方更高。
2003年初,重庆力帆集团董事长尹明善和浙江传化集团董事长徐冠巨先后当选为所在省市政协副主席,成为近年来国内当上省级政协领导的第一批民营企业主。在不少人眼中,民营企业家分别进入中国东西部两个重要省市的省级政协领导层,是中共十六大后的新现象,具有“很强的现实和象征意见”。此后,民营企业家在中国各级人大和政协中的人数越来越多。非公经济人士参政议政意识的增强,其动机有为本企业披上一层体制的“保护甲”,但更重要的是,通过政治上的发言权,对公共决策施加有利于企业发展的影响,从而为本企业的发展赢得社会地位。
尹明善说:“财富并不是我唯一追求的目标,
我们读书人追求的最高境界,是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所以我当选重庆市政协副主席以后,曾提出变卖所有家产,专职从政。”他说:“懂政治的企业家才是成功的企业家,不关心政治、不研究政治和不熟悉政治的难成大器。”他认为,中国不少民营企业家过去不问政治、远离政治,并不是出于本意,而是因为过去政治上不被认同,甚至有相当一股力量排斥。也就是说,非公经济人士“入党参政”过问政治,是受政治社会大背景所决定的。党的十七大坚持两个“毫不动摇”,广大非公经济人士“入党参政”的自觉性将越来越高。
有专家指出,社会主体的利益是多方的,价值观是多方的,不同的利益方必然会通过不同的方式来反映自己的利益,影响国家的决策,一项制度只有在利益方的反复博弈中形成,才有可能是稳定的和完善的。而越来越多的民营企业家加入“入党参政”行列,正是中国政治文明建设的新气象。
有专家指出,社会主体的利益是多方的,价值观是多方的,不同的利益方必然会通过不同的方式来反映自己的利益,影响国家的决策,一项制度只有在利益方的反复博弈中形成,才有可能是稳定的和完善的。而越来越多的民营企业家加入“入党参政”行列,正是中国政治文明建设的新气象。